钱先生回应以利相邀的游说：“我都姓钱一辈子了，还要钱做什么？”这已然成为钱氏警句；而当年他谢绝江青“国宴”之招，连说：“我很忙，啊哈，我很忙！”忙不迭地关上家门，更是史上一段很牛的“非常道”。我们非常相信先生确实很忙，此非藉为托词耳，对一个读书人而言，“以有涯逐无涯”，实有太多的书要读，焉能不忙？何况像钱先生这样一个将读书做到极致的读书人，他要独自在自己的天地里，一锄一铲，开凿一条类似于巴拿马运河贯通中西的“运河”，会有多么大的工程量，有多少事要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在其生命的常态中，是不会有清闲的，他绝对了然自己生命的刻度，且知道有多少书是他要读而又来不及读，有多少事要做而来不及做。读书之道，需要惟精惟一，心无旁骛，非但他人他事，并自身也都忘却，先生极端到把这当作了做人的一个原则，从而展示了真正读书人的两面：痴心与清厉。对于读书，他实在是一片痴心，名实相副，而另一面，则不近人情，一派书生犟脾气，一副清厉的样子，断然谢绝一切干扰。无他，盖深悉非如此书就读不成，痴心必定落空也。

实事求是地说，钱先生后期颇得益于社科院的体制，据说，这体制是从前苏联移植来的，其好处便是衮衮诸公基本上可以读书、研究为业，惟要耐得清苦寂寞耳。此种生计，有人避之，有人趋之，真是人各有志。对于先生而言，耐得清苦寂寞，何足道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他，以读书、研究为职分，是一大幸事，若一心与天下有所争，则又何能尽职。其皇皇巨著《管锥篇》中引述著作上万，可谓尽职的结果，评为“劳模”，当之无愧。

读书也是要讲量的，书读得不多，所见不广，难免井蛙之讥，而外语则是拓广读书的利器，钱先生通多种外语，遂使他中西统摄，恢恢然游刃有余。海外汉学家每以此轻国内学人，有一次，国内有位名气颇大的学者到美国某大学举行讲座，所讲主题为希腊文明，图书馆几位华人馆员谈论及此，有人问，他可会希腊语，答曰：不会。不但希腊语，英语也不通。不会希腊语，不读希腊书，讲何希腊文明，大家眨眨眼，哈哈一笑，不去也罢。若是钱先生呢，他们怎敢？把读书做到极致，于是，就成了一面铮亮的镜子，一切敢于自报“著名学者”、“大师”的学人，不妨拿它照照自己。不过，像钱锺书这样的淹博通雅的读书人，斯世已很难再遇见，我们别的事上还是太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