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华读书报

在许多人心目中，钱锺书先生是一尊神，我们在不止一处见过“泰斗”的名头，但只在他的纪念文集上看到“昆仑”二字，后者似乎更具重量与体积。不过，若是钱先生九泉有知，一定不会同意，他一生最厌浮名虚誉。其实，他就是一个读书人，只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而是一个把读书做到极致的读书人。天下读书人何其多也， 其中许多只可称之为“读书的人”，而非将读书当作事业的读书人，如钱先生这样把读书做到极致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

或者就是一种前定，先生“抓周”即抓住了书，取名“锺书”，与书结下永世之缘。书在天地间，乃是这样一种物事，自从有它，人类一切人文蕴积即有藏储、传承之渠道，文明世界遂得以滋荣与丰盛。无论如何说，锺之于书，而不是锺之于权，锺之于利，当是一种志存高远的上佳选择。

若说襁褓之时的事，仅是出于偶然的美谈而已，那么，后来的改“字”，便是确定的意向所注了。古人云：“择善固执”，在这件事上，做出好的选择，才只完成一半，另一半则是由改“字”“默存”所透示。默而存之，是对其“善择”的“固执”，此固为其父辈之殷殷期望，也是他决然的自我要求，并为其一生勉力践行所证实。

实在说，先生赶上的并不是一个“锺书”的人理想的时代，他留学归来，即逢战乱，所谓“海水群飞，淞滨鱼烂”“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安得读书的好环境？此时完成的《谈艺录》，真正是一部“忧患之书”。纵是如此，他仍出入于中西古今，兼采博搜，极深研几，于“诗话”一方领域，打造出一片光天霁月读书的化境，令世上无数读书人折腰。爰至和平建设时期，却又风波迭起，动荡日剧，复有浩劫来临，以一国宝级的大学者，只能去烧开水度日，手边即使有“红宝书”以外的书，也不可在人前捧读。迨至“文革”收场，纷乱渐靖，先生始能重理书箧，抉剔爬梳，“锥指管窥”，神游八极，立意“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为一家”。而此时，先生又因声望大震而多受干扰，乃以杜门谢客以拒之。

曾有一位老作家赞先生曰：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柯灵：《促膝闲话锺书君》）。此言甚是。然而，如从另一角度说，“不染一尘”，“超然物外”，虽为先生素志，却难以尽如所愿，晚年就任高职，就有几多难以辞却的无奈。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次与先生道术原本无关的学术会议上，见他端坐于主席台，就觉出他脸上有一种无奈的苦笑。红尘滚滚，凡身肉骨，截然不染，其难可知！钱先生之高卓，就在于“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一直秉持素志，不变抵抗之姿，不但不让红尘蒙头盖脸，乃至污染灵境，更不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奔走红尘，换一副俗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