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Heintzlmen）在呈国务院的报告中称：“据广东督军陈炳焜报告，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150万银元。孙以50万元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30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载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看来，这事并非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
读者看到这里，难免会有所怀疑，孙中山先生怎么可能会去收受外国的贿赂呢？因为按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一百万马克稍低于一百万美元，那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呢。当然啦，革命嘛，就像打仗一样，那就得要钱，没钱鬼也不推磨，没钱怎么去打仗、去革命呢？孙先生革命生涯几十年，经他手的革命经费何止千万，但其一生不置私产，这却是不容怀疑滴。孔夫子说了，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万事皆有可为，即便收受一百万马克，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就当是德国将庚子赔款还给了中国人民，不收白不收啦！

如果这笔钱属实的话，1917年程璧光的海军舰队南下宣布起义及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南下广州可能与之相关，因为民国后海军的地位颇为尴尬，爷爷不亲、奶奶不爱，靠着地方军阀的救济才得以维持，经济上十分困窘；而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更是砸了北京那些议员们的饭碗；如果没有大笔的经费，很难想象这些人是因为道义而南下的，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批人大都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势利眼货色。

张静江等人在上海交易所投机的资本是否来自于这笔钱，目前尚不得知，但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重合的。在1920年到1922年间，上海证券市场的泡沫大得惊人，就拿交易所本所的股票来说，最初是30元，后来涨到80元，1920年底的时候到了120元；1921年初又被抬到160元，年底竟然到了200元，两年不到的时间竟然翻了近7倍，其中的投机与泡沫可谓是十分吓人的。

梁启超在分析当时的股份公司之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时说，一是法规很少，即使有也不遵守，“有法而不行等于无法，中国是无法之国”；二是股份公司的股东们，法律状态不定，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三是股份公司外缺少相配套的机关；四是股份公司内缺乏规范化管理人才。

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上海证券交易便成为投机者的乐园，各行业的商业巨子看到搞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于是各行各业都来搞交易所，到1921年10月，上海竟然已有交易所140多家，所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参差不齐，风险也就逐步累积，到 1921年11月，便有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后，每天都至少有一家交易所歇业，那些投机失败的人比比皆是，正可谓是“昨日陶朱、今日乞丐”，纸上财富，最后不过是一场空。

在市场信用坍台后，证券交易空气日坏，最早、最大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不能幸免，而这恰恰是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押宝坐庄的对象。据陈果夫的说法，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营情况本来是不错的，从开业到后来倒闭，营业额有数万万元，光佣金收入也有二十余万元，但因为某些人过度的投机甚至违规炒作本所股票，最终使得交易所停止交割并导致长时间停业，股票价格也就几乎成为废纸。